康熙大帝，曾被后世夸誉为“千古一帝”。此论一出，堪与其试剑比高的帝王圣君，就只剩下一位了，那就是同被尊为得“千古一帝”的秦始皇。

为什么要先谈“千古一帝”的问题呢？不是谈康熙穿越雍正朝的事么？因为，“千古一帝”是皇帝级别中最稀有、最顶尖的层次，这个层次的皇帝，内外兼修不说，能力和贡献对世界、对国家、对时代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上下五千年、悠悠华夏一共才出了曲指可数的二个人。如果康熙的“千古一帝”所赞不谬，那新政还轮得上雍正去搞么？

显然，这种尊号对康熙帝来说，属赞誉太过。不说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中国，功比三皇、勋越五帝；就说始皇帝所成之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度同制、开郡县废封土、置三公九卿等诸项功绩，这件件桩桩，也皆为震古铄今的华夏首创。

从世界格局的角度来看，比之于首创中央集权制的始皇帝，康熙爷不过若一守成之君尔。要知道，始皇帝的扫合统一和施政所为，不仅让偏居一隅的秦国走向世界大国之列，而且还牢牢匡定了2千多年以来，中国国运的走向和疆域版图的框架。

让这个国家从此再不会因内外的文化、军事、经济、政治的变迁，而永远成为四分五裂的一盘散沙。看看欧洲，上面有多少个弹丸小国，看看苏联，分裂成了多少个共和国。中国所拥有的世界级的国家分裂弥合的自愈能力，就是拜始皇帝所赐！

康熙大帝，虽也算是一个开拓性的君王，他的功绩却仅是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疆域版图的伟大君王。以历史眼光来看的。康熙爷和雍正爷只能算是有清一朝之内开拓守成的合壁之君。

搞清了两个“千古一帝”在世界历史链上的位置之后，康熙爷的能力范围便清晰起来了。从让中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的角度来看，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亲征噶尔丹、保卫雅克萨的康熙爷，不过是站在始皇帝肩上的一位识时势的圣君而已。

不错，他是个国家统一的坚定捍卫者，但相比始皇帝世界级的作为，还是low了太多。没有秦始皇，现代中国能有多大的版图基本盘，都很值得怀疑。

即便是从300年的满清治国的角度来看，康熙大帝，那算不错的内政能力，还是大逊于雍正皇帝的内政力。

从行政史的角度来说，各国在各个历史阶段，皆遵循“治国先冶吏”这个内政的第一铁律。但这一铁律，却因中国特色的“家国一体”的缘由，又特别的对中国皇帝的素质，提出了极为变态的高要求。

这种难以企及的要求，完全是因特色体制，想拥有辖制天下一切公私空间的极权，才造成对皇权的反噬和自虐。

因为在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实际上实行地是“顶级精英统治”的政略。一览各代盛世，除了要求皇帝能力要超强之外，代帝牧民的各级官吏也要足够的优秀。

可惜经科举甄选上来的官吏，终究大都也是良莠不齐、蛇口吞象之辈。代理人名不符实的糟糕状况，自然就对四海归一人的帝王的内政力提出畸高的要求。

如此看来，权利和义务，倒也是挺对等的哈，世界还是公平的。“四海付一人，功过归君王”，官员们深知自己终究不是那个最终的受益人，于是大都抱着“崽卖爷田心不疼”的心态去代帝牧民；

而胸怀家国、满足于温饱而治国的良臣，却始终都是稀有的！可是，可是……，帝王虽贵为天子，也终归是一个既要吃饭、也要出恭的人那，那来的，那么多内政力畸高的皇帝呢？

有么，没有吗？没有么，有吗？从满清御国的历史来看，那还是有的。但挽弓射雕、策马略地的康熙不是，所幸其子雍正是。

还得从冶吏方面来举例，康熙49年，御史参劾户部堂官希福纳等侵贪户部内仓银64万余两，涉及的官吏多达112人。

康熙说“朕反复思之，终夜不寐，若将伊等审问，获罪之人甚多矣” 。最后只把希福纳革职，其余官吏则勒限赔款。

对，仅将希福纳革职，勒令其他人上交贿款而已，是康熙不敢杀人么？当然不是，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死在康熙弓刀之下，何止万千人。

真正的原因是，满清入关后，仓促的效仿和蛮荒文化自身的局限，造成对中原行政架构，在理解上的浅尝辄止，最终让内政制度的不匹配和康熙在内政力上的欠缺，不巧落在了狼烟四起、百废待兴，这个不稳定的时段之上，让哪怕有雄霸天下、冶通九洲之心的康熙，也不敢在这个时段上大规模戮杀贪吏。

实际上，贪腐是一个渐进的自我加强过程，对它越是手软，就越激励贪腐行为的自我加强。一朝开国的时候，由于旧的统治关系被击垮，新生的统治者因为治国系统尚未稳定，总是小心翼翼地以奋进和清廉的面目，而示于民前。这不仅是王朝变迁的普适规律，更是百废待兴的经济所竭力渴求的局面。

何况满清铁骑入侵中原，推翻的，可不单单是一个大明朝，更是走进蛮荒文化直面与儒家文化的对峙的维艰困局，所以，满清天生自带有新朝卜立、民族矛盾、文化代差这三重刚性的劣势。

新生的满清王朝所濒临的危境，比大明立国时更险二筹。所幸，满清权贵不傻，除了用武力强迫汉民“剃发易服”，所引起屠城的作死之举外，马上就面南而跪，向主宰中原二千余年的儒家文化弃械投降、师习臣服。

以此换取在异族在统治上的合法性，才没被汉民和南明政权合力一股脑地赶出了关内。

然而，俗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冶国可是个细致活。饶是康熙帝雄蹈伟略、殚精竭虑，将如履薄冰的满清王朝提溜到“月亮之上”，可惜在康熙当政的时候，贪腐却不争气的在飞速蔓延着，尤其是当年弓马娴熟的八旗，进关不过几十年，便急不可耐的变成混吃等死的寄生虫，渐渐不堪大用了。

到了康熙朝末年，贪腐之祸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连清廉和有抱负的大臣，也不得不参与擅权贪污，以免遭致同僚的孤立和妖魔化。

于是便有了在上例之中，于军政上杀伐决断、纵横天下、赫赫威名的康熙大帝，在内政处事上却犹犹豫豫、投鼠忌器，终对众贪官纵宽轻罚。

其结果就是，到了雍正坐席的时候，服务生递给了雍正一份帐单，上面详列了他爹、他爷留给他付款的军政和内政上的双重严重亏空的帐单。康熙爷驾崩时，国库尚不足700万两白银。700万两，这么大一摊子国事，够干什么呢？你说，一万头操泥马从心头窜过的雍正帝，哪还有心思与众臣一起好好喝酒呢？

泪洒筵席当场，哽咽的雍正知道，自从当上了这个“满清无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不仅自己约的炮，就连祖宗约好未打完的炮，终究也都要自己含泪忍痛去打完。何况康熙爷也是个伟主，不象后来的那啥乾隆，一个除了玩啥都不会的主。值，咱立马想办法补上亏空！

厚积薄发的雍正帝，以娴熟的内政技巧和宏伟的政冶抱负，在远比康熙朝还恶劣的境况下，向自身所代表的士绅阶级无差别的开战。盟军就只有二个，一个是前朝的张居正、另一个是当朝的十三爷。

“摊丁入亩”——得罪了所有的地主“改土归流”——得罪了所有的西南地方权贵势力“火耗归公”——得罪了所有的官员“官坤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得罪了所有的权贵士绅阶级

雍正王朝的“摊丁入亩”，在经济上，免除了历史上以一贯之了2千余年的“人头税”，舒缓了万民的重负；在政冶上，则免除了农民对土地的被迫依附。此等力举，仅在“万历中兴”时，大明贤相张居正搞过。

就这么一次，既成就了张首揆，也让张权相亡后，遭到士绅阶级疯狂地反扑，惨遭掘尸夺谥之伤。

士绅阶级为什么这么厉害？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表面看似帝王专权，实则帝王不过是士绅阶级的代言人。

士绅们，出则士，归则绅。出士则攫取天下最上游的资源，致仕还乡归养桑梓，又还是当地的名流绅士。触动利益，远比归置灵魂难了很多，可见雍正爷在当时革弊鼎新的勇气。

同期铺开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勒令免除天下官绅免赋不役，免差不纳的天赋专权，还有改养廉银之“火耗归公”，更有平等民权的“废除贱籍”。

够了，仅以雍正皇帝敢向强大的士绅阶级全面开战的勇气，就足以令他名垂青史，留芳百世了。

可偏偏青史不青，皆由强者书墨泼洒于史。士绅阶层是把持着社会最好资源的强者。所以，四爷除了十三爷和已作古的张首辅，就从来没有什么铁杆的盟友；

所以，雍正帝一出场就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注定了他的史评，一定是被妖魔化的贬书；注定了会以“夺谪”之述，来证伪他继位的合法性；也注定了会以“凶残寡恩”，来证伪他人格的健全；更注定了会以“血滴子”的恐怖，来证实雍正王朝的黑暗和高压。

经过霹雳般改革陈制、反腐饬吏、通缴亏空、整顿财政、改土归流，这位年近45，方登御大宝、大器晚成的皇帝，卯足了劲。

与士绅阶级对擂、与诸兄弟近战、与权臣年羹尧、隆科多对杀，他创设了令贪官污吏胆寒的“密折制度”，用连坐的“文字狱”来弹压言路，创立“军机处”绕过士绅专权的行政架构，来转传皇命诏旨；

但终究，是为了证实“为政务实、施政严猛”的方针，对于驱离满清政制沉疴的价值。

于是，外表波澜不兴、其貌不扬的雍正王朝，却悄悄地撑起乾隆一朝，表面的衣冠楚楚和雍容华贵好多年。及至乾隆接手乃父权杖，国库留给他造孽挥霍的，竟有5千万两之巨。莫道乾隆岁月静好，却是雍正为其在负重前行！

基于以上分析，在内政方面，施政宽纵犹豫若乾隆皇帝的康熙大帝，并没有办法，一展其在军政方面俯首即拾、旦夕克定的天赋和雄风。

幸有与雍正帝珠联璧合、前拓后守，方能令大清王朝延命三个一百年。康熙想走起雍正的新政，基于中央集权制的特点，没有完善、高压、偏门的内政制度的匹配，加上自身内政力的优裕从容，那可不是一般的有压力，而是压力大到了难以为继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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