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重大史料汇编中出现的低级错误

——从《陈寅恪集·书信集》谈起

作者/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是时下很受学者和读者欢迎、喜爱和收藏的出版物，它的及时出现对于国内最近几十年持久不衰的陈寅恪热，启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陈寅恪集·书信集》的出现，堪称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大史料汇编。相信随着对陈寅恪研究的深入，该书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是，无庸讳言。该书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出现了很多不可避免的错误。再加上陈氏本人写信习惯于不加标点、不分段。因此，给编辑此书的人制造了不少困难。

比如，对于陈寅恪书信写作时间上出现的断代错误。《陈寅恪集·书信集》第36页收录的编号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第16号，就在注解中和编排中将此信定为“约1929年10月3日”。如此以定，则完全无法解释该信中的“西北之行”和“林、范诸人”的准确含义问题。当然，该书编辑者们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2001年9月，《陈寅恪集》编者曾在《读书》上刊发《&lt陈寅恪集·书信集&gt补正》一文加以纠正：“（一）此函应写于1944年10月3日，《书信集》中误作约1929年10月3日。（二）第36页：‘将有西北之行’应加注文为：‘此指1944年9月15日重庆国民参政会提议傅斯年、冷遹等参政员组团视察延安。’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事实上至次年七月初成行。”

根据我们著述的《陈寅恪书信（422封）编年考释》一书的发现，《陈寅恪集·书信集》中出现这样断代的错误还不只这一封。当然，这可以称之为该书的高级错误。它需要学术界扎扎实实地从事陈寅恪生平史事的考证性研究，而不是如时下乱哄哄地满足于热议他的“独立之精神”上。

但是，也有些错误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那些错误明显属于低级错误。

比如，《陈寅恪集·书信集》中的“致傅斯年（77通）”，就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低级错误。见该书第23页收录的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编号第22号，实际上该信居然是陈寅恪致陈纯的信，收信人根本不是傅斯年。见照片1。

再如，《陈寅恪集·书信集》中该书第94页收录的陈寅恪致傅斯年信编号第56号，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该信原始材料来看，该信的收信人也根本不是傅斯年，而是叶企孙。见照片2和3。两信对比，除了台端不同，内容全一样。对于重大史料汇编中出现的如此张冠李戴的低级错误，实在让我们目瞪口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