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是信奉基督教的，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化身。并以巫术的力量成功招揽了有一大批信众，也使得他反清起义在最初的一段时光里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他率领的太平军最初是占领了永安城的，但是遭到了清军的重重围攻，于是，洪秀全只得突围永安城寻找新的根据地。

1852年4月，太平军在清军的围攻下得以成功突围，这可以视为一座里程碑。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对清军进行了战略进攻，并迅速占领了大清王朝的半壁江山。1852 年 12 月 23 日 太平军占领汉阳；1853 年 1 月 12 日攻克武昌；2 月 9 日开始沿长江东下， 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对上海造成极大的威胁。

本文根据《晚清外交七十年》改写

太平军的势如破竹，对清廷造成了极大地震动。而太平军迅速对清廷所形成的动摇之势，西方世界英法美等国从商人、传教士到官方都是万分高兴的。当然，也为一直寄希望于通过种种途径在中国获取更多利益的西方列强所震动。太平军起义之初，西方列强听此消息，还挺高兴。特别是那些在华的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对太平天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太平军毕竟是打着“上帝”的名义的，这让西方传教士感到，这是“上帝的手插入到中国来，这是无可怀疑的。”如果太平天国胜利了，中国人都信奉基督教，信奉上帝，这将形成一个基督教的世界，这将是“伟大的宗教运动”的胜利，将是一场“伟大的道德奇迹”是“文明的曙光”，希望渴望看到这种曙光。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起义爆发后，就对太平天国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兴趣。丁韪良在自己的回忆录《花甲记忆》中说，太平天国起义，传教士们在讨论这一运动对于传播基督教信仰可能带来的机遇；因而，他们都在通过各种努力来调查南京的事实情况。“我也决心亲眼看一下被太平军占领的南京……在一位中国基督教徒的陪伴下，我登上了一艘沿海岸航行的小船，途中遇上了暴风雨，我们被迫在一群岛屿之间躲避了一段时间。在上海我雇了一条平底帆船，并买了一条小划艇；前者将我们载到了镇江下游的清军水师舰队处，后者使我能越过封锁线，以进人太平军控制的区域。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以极其秘密的方式进行的，美国公使已下令禁止美国人跟叛军联系。为了避开美国联邦司法区执法官的警戒线，我顶风冒雨，从吴淞口登上了（去往南京）船。”[1]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广州城全景

经过艰难的航行，丁韪良终于到达了南京。但是丁韪良希望拜访太平天国的愿望并没有获得成功。在清军与太平军对垒的险要形势下，太平军对一切可能进入控制区的人和行船都要进行严格地检查。丁韪良所幸遇到了几个曾经参加太平军的当地百姓。这几个人曾经参加过许多战斗。但是，他们是厌倦战争的人，所以悄悄地逃离了太平天国。尽然这是一种逃跑的行为，但他们还是对丁韪良描述了大多数战士的信心和勇气。由于他们相信太平军领袖是“上帝”的儿子，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所以，他们即便是面对清军的围堵也绝不绝望。这样的描述，使丁韪良对太平天国有了一种感性的认识，他在给曾经到中国与清廷进行商约谈判，并成功签订《望厦条约》的现任司法部长顾盛的信中说，对因循守旧腐败没落的大清帝国政府，决不能“有过高期望”，而相反的“旧都（指南京）落入任何一群叛乱者手中，当然是全世界瞩目关心的事。但当知道那些叛乱者竟是基督徒，他们不仅为中华帝国而战斗，而且对他们国内的偶像崇拜进行着十字式的斗争，人们的兴奋就是无法遏止的了。”[2]

当时，对太平天国充满期待，充满希望，在西方的传教士中有相当大的一批人。与丁韪良最初没能成功进入太平天国，而只是道听途说的感性认识相比。美国传教士戴作士则成功地进入了太平天国，他的调查了解，则更多的是理性的认识。1853年4月，美国公使马沙利怀着急于了解太平天国真实情况的心情，前往太平天国。当时，戴作士作为随员一起前往。但是，当美国 “色士奎哈那”号军舰由吴淞口进入长江后不久遇到暗礁而被迫搁浅。马沙利沮丧地返回了上海。马沙利虽然返回了，可是戴作士却一个人自作主张地继续前往，他改乘一支帆船前往太平天国控制区。当帆船进入镇江时，艄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危，不愿前往，戴作士只有登岸徒步西行，于6月初进入镇江。在这里，他受到了太平天国将领罗大纲的接待。也使得戴作士看到了镇江太平天国守军的真实情况。戴作士离开时，罗大纲委托他向英国驻上海领事转交一封公函。公函的内容是说明太平天国希望与西方各国通商，阐述了太平天国的通商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广州英国商馆

此时，罗大纲还不知道戴作士是美国人，他把戴作士当作了英国人，所以才让其代为向英国领事转交公函。因为此前的一个多月前，英国公使文咸曾经前往南京，试图了解太平天国的情况，所以才有罗大纲让戴作士向英国领事转达太平天国通商政策的请求。

戴作士镇江之行，对太平天国总结了三点认识：其一，太平军首领虽然号称上帝的儿子，但对西方并不了解；其二，太平军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和较高的军事技术；其三，他们普遍地对自己的事业正义性和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3]

在西方传教士中，英国传教士起初对太平天国抱有希望，充满乐观心态的也大有人在。

英国威斯莱教派一位名叫觉士的传教士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将是传教士业的光明，因而他说，“虽然我不知道未来的岁月如何，我欢呼出现的曙光”[4]。

珠江上的“荷兰炮台”

英国圣公会香港维多利亚主教斯密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消息传播中外之时，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军队大加赞扬。他说，洪秀全“把全国组成一个‘天下太平’的帝国，只有作为真神上帝的仆人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信徒的太平王自己来做全体人民的政治首领和宗教首领，才能满足人民的被虔诚所激起的狂热。”

斯密斯认为太平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他们“严守基督教的十诫，并且加以更严格的解释。丢邪眼、唱邪歌，以及一般激起淫佚放纵的事物，都被禁止和铲除。饮酒、吸烟、赌博、说谎、咒骂，尤其吸食鸦片，都是以一种丝毫不苟的道德决心予以禁止的。”[5]

对太平军寄予厚望的还有那些外国商人。俗话说，在商言商，太平军起义时，他们还担心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意，可是听说起义军是信奉上帝的，是上帝的“信徒”，就放弃了那种顾虑。他们认为，太平军一旦胜利了，夺取了政权，他们在中国经商将会获得更多的利益。毕竟彼此都是上帝的子民嘛，共同的信仰，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甚至有一家英国报纸乐观地说：“迄今，基督教和贸易已经搞到一块儿了。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文明将得到提高，与之相适应，对物质的需要也会增长”。这将是英国贸易的胜利。

宋征殷油画作品《太平天国起义》

那么，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太平天国运动的进行中，获得胜利了吗？他们期待的中国遍地都是基督教徒的愿望实现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来，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不思进取，很快便处于发展的劣势，仅存在14年便宣告灭亡；二来，太平天国领导人并没有实现西方各国所期待的，大家都是基督信徒，凡事好商量的那种境界。相反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不承认列强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不承认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是西方基督的亲兄弟。并说，西方基督不是真正的上帝子民，太平天国才是真正的上帝子民，这让西方世界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哭笑不得，也有过去的充满希望和期待，渐渐地对太平天过产生了厌恶之情，并最终参与到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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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8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第3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

[3]何大进：《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第1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60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第3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